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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级升级系统铁钟,西丰万佛寺,火山湖怪兽

发布时间:2019-03-03  分类:趣闻中心  作者:admin  浏览:269

红丸案,明朝三大案之一。

说起引发红丸案的源头,应追溯到万历年间的“妖书案”,当年因涉及“立太子”的国本之争,故引得朝堂震荡,受到案件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,有兴趣了解的朋友,可以看我下面这篇文章:

明朝第一大案,过程扣人心弦,跌宕起伏,结局引人深思

然而过去了整整十多年,没想到却因为明光宗朱常洛的登基,而引发了更为惊天动地的“红丸案”。

如果把“妖书案”划分成“悬案”,那么“红丸案”则应归类于“离奇”。

具体有多离奇呢?且容我娓娓道来。

首先,我把整个案件过程分成三个阶段,以便让大家对此案有更为清晰的认知:

第一个阶段:朱常洛即位。

这个阶段,又分“登基前”与“登基后”两个特殊时期:

先说登基前

朱常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,按照自古以来“立长子为太子”的封建原则,理应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,但由于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曾是宫女,所以朱常洛的父亲明神宗朱翊(y)钧,碍于王恭妃的出身问题,并不打算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

明神宗朱翊钧

另一方面,极为受宠的郑贵妃,为明神宗朱翊钧生下了三子朱常洵,于是朱翊钧顺带对这第三个儿子尤为宠爱,打算破坏“立长子为皇太子”的原则,册立年幼的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。

郑贵妃

第三方面,朝中大臣却极力反对明神宗,因为自古以来,凡是“废长立幼”的皇帝,大多数都不得善终,且“废长立幼”很不符合封建礼制。

大臣们出于这个顾虑,同时也担心受宠的郑贵妃会凭此独断专政,便极力劝谏明神宗,还是按照古来有之的原则,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。

朱常洛

然而郑贵妃母凭子贵,她既然为明神宗生了儿子,自然就想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,所以凭借明神宗对自己的宠爱,郑贵妃经常暗示或明示明神宗,试图让他尽快册立年幼的朱常洵为皇太子。

朱常洵

于是“登基前”的矛盾,就非常明朗了,通俗的说就是:

王恭妃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,按照原则应该被立为太子,可是皇帝不喜欢他,更不中意王恭妃的宫女出身,所以不打算立朱常洛为太子,可是满朝大臣们又拼死谏言,让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。

郑贵妃生下的朱常洵虽然年幼,但皇帝喜欢他,而且非常喜欢郑贵妃,即使朱常洵是第三子,但就是想立他为太子。

于是被夹在郑贵妃以及大臣们中间的明神宗,就摇摆不定,陷入难为。

这一陷,就是整整十八年。

《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》:未几,郑贵妃生子常洵,有宠。储位久不定,廷臣交章固请,皆不听。二十九年十月,乃立为皇太子。

期间经过了难以想象的党派之争,与“究竟立谁为太子”的激烈争论后,明神宗朱翊钧为了彻底平息朝中的争执,终于决定在万历二十九年的十月,即1601年,宣布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。

这一年,朱常洛十八岁

而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前的十八年里,就发生了历史上鼎鼎大名的“妖书案”,碍于篇幅,此事暂不赘述。

大家就想,郑贵妃此前生下三子朱常洵,一直梦想着能让儿子当上皇太子,可这番美梦却随着朱常洛当上皇太子而彻底破碎,所以她自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扳倒朱常洛,从而让明神宗重新立自己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的机会。

于是在朱常洛登基之前的十数年里,又发生了各种案件与冲突,其中最为著名者,便是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的“梃击案”。

大概过程就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五月初四,有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太子宫,手持棍棒,对着皇太子朱常洛一顿痛打,事后他被抓住,却直接供出指示自己棒打太子的人,是郑贵妃

此言即出,天下便盛传郑贵妃要谋杀皇太子,惹的满城风雨。

然而明神宗一听这话,却犯了难为,因为他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张差所说的都是真的,所以更没法确定是否有人栽赃郑贵妃,如果是有人故意指示张差,说你去太子宫里打太子一顿,然后你被抓住了,就说是郑贵妃让你打的,那也有可能。

所以最后这件“梃击案”,就被糊涂办理,随着张差被处死,而最终不了了之。

《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》: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,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,事复连贵妃内珰。太子请以属吏。狱具,戮差于市,毙内珰二人于禁中。自是遂有“梃击”之案。

但通过此事便可看出,朱常洛当上皇太子,并非一帆风顺,明里暗里对他怀恨在心,乃至于想置他于死地的人,不在少数。

一方面,得宠的郑贵妃没能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太子,必定就会对朱常洛心生怨恨。

另一方面,郑贵妃的郑氏宗亲,仰仗郑贵妃得宠,在朝野中权势彪炳,明神宗活着的时候还好,还能仰仗,但等到明神宗一死,皇太子朱常洛继位,那郑氏宗亲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打击,甚至就此失势,也有可能。

因此郑氏宗亲便把朱常洛视为眼中钉,自然私下里欲除之而后快。

与此同时文武贝是什么字,还有攀附于郑氏宗亲的朝中权贵,也对朱常洛有所忌惮,生怕他当上皇帝之后,找他们算总账。

可是无论成为皇帝的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,最终朱常洛都如愿以偿的当上了皇帝,于是就迎来了本文所说的第一个阶段的第二个时期

登基后。

登基后的朱常洛,可谓极其戏剧化。

基本上大部分古代的皇帝,在成为皇帝之前,都有一番雄心壮志,所以登基以后就赶忙大展抱负,想着建功立业。

然而朱常洛登基仅有十天,竟然就沾染上了重病

结合明朝编年体史书《国榷》与纪传体明史《罪惟录》中所载:

《国榷》:进侍姬八人,上疾始惫。

《罪惟录》:及登极,贵妃进美女侍帝。未十日,帝患病。

这两句话虽没明说,但二者显然均意有所指,郑贵妃给明光宗敬献了八个美女,明光宗因为日夜宠幸,所以导致身体出现不适。

虽然《国榷》的作者谈迁说的很笼统,只是用一句“上疾始备”来简单描述,但结合整句话的逻辑关联来看,作者谈迁的用意很明显,显然是把朱常洛身体不适的原因,刻意往那“侍姬八人”上引,其背后的深层含义,也是通过“侍姬八人”,往郑贵妃的身上引。

而《明史方从哲传》里也提到:

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,噉帝。

大家请注意《明史》中所用的这个“噉”字(dn),在此处的语境,应为“榨干”,这句话整体的大概意思为:

郑贵妃进献了珠玉和八位美女侍奉明光宗puremature,谁知这八位美女却把朱常洛给“噉”了,结果就引发了朱常洛身体不适。

可见《明史》中也是意有所指,都故意把皇帝倍感不适的原因,往郑贵妃敬献的这八位美女上引,而既然是郑贵妃进献的美女,那就不得贾烽是谁不令人揣摩郑贵妃的真实意图。

明知皇帝喜欢美女,日夜欢好,甚至有瘾,还要不停给他塞美女,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人有毒瘾,非但不劝他要戒毒,反而还不停给他送毒品,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往死里害他。

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,我个人比较信服《国榷》等史书里的记载,相信谈迁等人写出这句话的意图,确是把朱常洛患病的原因,刻意往那“侍姬八人”身上引。

有人可能就要问了,那清初闹文字狱的时候,这《国榷》满篇的“明朱”二字,咋没被销毁,反而还流传于世了?

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,《国榷》属于私家编年体史书,除了原稿,没有任何印本,就相当于小说作者写完原稿,但没有找任何出版社印刷出来,只是存到自己书房里,没几个人知道这本书的存在,于是就完美规避了文字狱,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谈迁原稿被偷,他又得重新再写的缘故,因为没有印本,就只能重写。

再深入来说,既然是谈迁个人所写的“私家编年体史书”,里面可能提到的会有遗漏,我不太相信能有人凭借自己一人之力,完整还原整段历史,直至一字不落,在很多问题的细节上肯定会有所疏漏,所以关于朱常洛究竟是否病于“侍姬八人”,我想让大家存疑,保持一份疑问,不要全信,指不定这地方也是谈迁站在自己的角度,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而故意把朱常洛的死,往谈迁本人痛恨的郑贵妃身上引,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。

但目前来看,结合我前文所说,站在我们后人的角度上来理解,郑贵妃的确是最有嫌疑的幕后主使,“她的儿子没能当上皇帝”,这个理由足够让郑贵妃对新君朱常洛恨之入骨,想凭借自己的手段暗中除掉他,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

所以本文后续的部分,将基于这个角度,即文章观点是立足于“郑贵妃有意谋害朱常洛”的基础上来写,如果有朋友认为郑贵妃不是幕后主使,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我们一起探求历史背后的真相。

言接上文,在朱常洛突感不适之后发生的事情,却开始变得不太寻常,记录明朝史实的史书《明季北略卷一红丸一案》有载:

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,言帝疾法宜清补,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。

这句话其实说的也很笼统,但观点很明确,直指执掌医药的内官崔文升。

此话大意为:臣杨涟上书批评内官崔文升给皇帝用错了药,说皇帝的体质弱应该用清淡的法子来滋补,而崔文升却反其道而行之,给皇帝吃猛如老虎的泻药云云。

但是这段记载,也没具体说朱常洛到底得的是什么病。

崔文升

因此我大胆猜测,朱常洛突然患重病的原因,有两种可能(涉及阴谋论):

第一,朱常洛在登基前,从未有过任何重病的记载,可是当他登基仅十天,却突然染上重病,且一病不起,这种事情,会不会过于巧合云养汉?我的确意有所指,有疑问的朋友,可结合我前文所说的“郑贵妃敬献八位美女”来思考。

因为朱常洛是郑贵妃的心头大患,可她偏偏却在朱常洛登基的时候敬献了八位美女,我个人认为,假设朱常洛的突发疾病与郑贵妃有关,那这“八位由郑贵妃敬献的美女”绝对逃不开干系,正如我前文举得吸毒的那个例子,一个人有毒瘾,不带他去戒毒,反而给他送了一堆毒品,这不正是加剧他的瘾吗?

第二,崔文升的用药之误。

一介堂堂内官,主掌皇帝的诊疗用药,我想他必定清楚皇帝的体质,然而他却在皇帝出现不适后,不用杨涟所说的“清补之法”来治疗,反而再给他本就脆弱的身体喂下一副猛烈的泻药,导致皇帝一夜拉了三四十次。

我想如果不是崔文升傻,那就真是整个太医院都傻,竟然没有一个人在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,说不能给皇帝用泻药。

可是结果呢?没有人站出来阻止,就连皇帝本人也稀里糊涂的吃下了泻药,紧接着就导致整个人都拉虚脱了,原本就被八个美女榨干了体力,这家伙更好,人也拉废了。

所以我个人观点,崔文升在用药上出现重大失误,如果不是因为他傻而用错药,很大可能就是别有用意,趁机火上浇油,想直接把新君给拉成个废人。。

朱常洛

因此我总结来说,崔文升给身体不适的皇帝开泻药,可被认为是与郑贵妃相同级别的原因,而这个原因,正是导致朱常洛病情加重的直接原因。

整个事件发展的逻辑为:

先是郑贵妃投其所好,进献八个美女,榨干朱常洛的精力,从而导致他的身体出现状况,而崔文升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,非但没给皇帝开正确的药调理身子,反而开了一剂泻药让他服下,直接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更不妙。

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结论,即:

朱常洛的身体突感不适,是被郑贵妃联合崔文升等人,暗地密谋导致。

敬献美女与服下泻药,都是这场密谋中的重要环节。

先是“美人计”,再是“挫骨剂”,就算是大罗神仙,恐怕也无力回天。

朱常洛影视剧照

支撑我这个结论的论据,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,当时的朱常洛可是非常年轻,只有三十八岁,按理说正值壮年,就算他整日沉迷女色,可为什么登基前没有一次倍感不适?而偏偏就在登基后仅十天就倍感不适了?

难不成屁股一坐上龙椅,免疫力也跟着下降了

这未免也太过巧合了。

结合明朝后期的派系党争如此激烈,我本人并不相信这种巧合。

一个好端端的人,不当皇帝啥事儿没有,当上皇帝就一身毛病,再结合他这个皇帝的宝座被许多人惦记,尤其是被郑贵妃与郑氏族亲惦记来说,这未免巧合过头了。保卫真正的未来

之后便迎来了“红丸案”的第二个阶段,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:

敬献红丸。

由于明光宗仅登基十天便患重病,于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,就推荐了一位忠心大臣,同时也是担任“鸿胪寺丞”的李可灼,敬献了一颗红丸

注:鸿胪寺丞,明代官职,掌礼仪。《明史职官志三》:鸿胪掌朝会、宾客、吉凶仪礼之事。

李可灼“敬献红丸”影视剧照

咱们先来说方从哲的政治立场,他属于接过前任首辅叶向高的班,而叶向高又是哪个派系呢?

他一开始并未站队,因叶向高任首辅时,明末党争只是初级萌芽阶段,还未成大气候,但是后来他庇护以江南士大夫为基础的“东林党”,而东林党的前身金频梅,或者说东林党主要的组成人员,曾经极力劝谏明神宗册立朱常洛。

所以我们不难看出,叶向高给人的印象,应该是属于东林党一方,同时他也属于维护朱常洛当太子的老臣,而叶向高之后,是方从哲接任,从这个角度来说,方从哲也算是朱常洛阵营,另外明神宗在驾崩前,专门把方从哲召至床前,任他为辅佐朱常洛的顾命大臣

《明史方从哲传》:越二日,(明神宗)召从哲(召见方从哲)及尚书周嘉谟、李汝华、黄嘉善、黄克缵等受顾命。又二日,乃崩。(明神宗驾崩)

看到这里,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,方从哲属于维护朱常洛这一方的忠臣。

但是在明神宗未驾崩前,当了数年首辅之久的方从哲,突然遇到一件麻烦事儿,而这件事情导致他在内阁中的话语权大不如前。

方从哲影视剧照

起因是他的儿子偶然参与进一件命案,大概过程是他的儿子在狎妓过程中,有妓女突然坠马而亡,于是方从哲的儿子便被京城盛传,说他亲手杀死了妓女。

本来是一桩对于方从哲本人来说,无关痛痒的问题,但后来传的沸沸扬扬,影响到了方从哲的声誉,于是他为了避嫌,直接上书辞职,但明神宗驳回了他的辞呈,还劝慰他不必在意,于是方从哲继续留任内阁。

可是留任过后的方从哲,因儿子一事失去了往日的威望,这就导致他的首辅之位非常难堪。

难堪到下面的人有些开始不听他的,这就进一步导致,很多政务或者由他帮皇帝拟草的诏书,都会受到其他党派的反对,毕竟当时党争激烈,方从哲身为首辅,威望因儿子的事情大打折扣,因此其他党派的人便顺势群起而攻之。

于是无可奈何的方从哲,即使从各方势力中努力调和关系,尽量稳住自身的权力与威望,但对于政令的下达和实施,还是会受到很多阻碍,最后逼得他没办法,只好有意无意的去结交受宠的郑贵妃。

因此,维护太子朱常洛的东林党人,便一致认定他是属于郑氏势力,更深一层的意思,则说他是属于有意谋害新君朱常洛的势力中的一员

朱常洛影视剧照

实际上方从哲的立场定位,一直都很有争议,很难断定他“勾结郑妃”是被东林党诬陷,还是无法否认的事实,但从“明神宗肯放心让他成为新君朱常洛的顾命大臣”这一点来看:

起码方从哲由最开始担任顾命大臣,再到朱常洛发病前的这段时间,他对朱常洛,并无实际的谋害之心。

否则明神宗再糊涂,再傻,也不可能让一个整天想着谋害自己儿子的人,担任内阁首辅近十年,同时还担任新君的顾命大臣,这几乎不可能。

因此依照上述逻辑,我们可以基本推断:

方从哲对于朱常洛当皇帝,保持中立态度。

这一点从党争时他极力平衡各方势力,也能看出端倪,虽然因为包括他儿子的各种事情,导致他的权威日渐低下,但金子美惠他也的确为朝野的平衡,而做出了个人的最大努力。

而为什么我要特意说明方从哲的立场问题呢?

因为正是方从哲推荐的李可灼敬献了一颗红丸,给朱常洛服下,所以方从哲的立场非常关键,如果他站在想谋害新君的立场上,那这颗红丸可能就是毒药,如果他是站在拥护新君的立场上,那么他是真想用这颗红丸来救主

“红丸案”影视剧照

但请大家注意,这是李可灼敬献的第一颗红丸,往后还有第二颗

朱常洛服下第一颗红丸后,立马药到病除,感觉身体舒泰,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。

然罗秋阳而这红丸,现在来看,可真不是人吃的东西。

因红丸的本质,实际上就是现在人所说的“春药”,是能激发人体那啥能力的药物,而明朝内宫中所盛行的红丸,即是红铅丸,主体原料便是“红铅”,更一度被古代方士认为是“长生不老药”,明朝皇室更对红丸过分迷信。

然而《五杂俎卷十一》有载:

医家有取红铅之法,择十三四岁童女,美丽端正者,一切病患残疾、声雄发粗及实女(即石女)无经者俱不用,谨护起居,候其天癸(即月经)将至,以罗帛盛之,或以金银为器,入磁盆内,澄如朱砂色,用乌梅水及井水、河水搅成七度,晒干,合乳粉、辰砂、乳香、秋石等药为末,或用鸡子抱,或用火炼,名“红铅丸”,专治五劳、七伤、虚、羸弱诸症。又有炼秋石法,用童男女小便,熬炼如雪,当盐服之,能滋肾降火,消痰明目,然亦劳矣。

这段话的大意为:

有医家惯用的取红铅方法,是选择十三四岁的童女,一定要貌美端庄,身无残疾,一切身体残疾,或毛发粗,声音粗,甚至是性冷淡的石女,皆不用。

而选择好童女之后,便日夜伺候她起居,等到她第一次月经来潮的时候,取“初经血”,或用布包着,或用金银器皿盛放,再倒入磁盆,会呈现出朱砂色。

然后用乌梅水,或者是井水,再加进去各种药材,最后练制成一枚“红丸”。

现代考证,之所以当时的红铅丸能够呈现出整体红色,其主要成分中正是含有“汞”,而汞的来源之一正是“红色水银矿”,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水银,很长一段时期的古人,都把水银认为是长生不老药的主要药材,而掺杂于各类仙丹补食管粒子支架药之中。

红色水银矿

我想,稍微有些医学常识,或者是科学常识的人,都会对古代方士这种炼丹的方法感到不寒而栗,体现出古人尤其笃信童男童女的外泄物能治百病的封建迷信,可见上文最后一段“制秋石法”,是用童男童女的小便,更让人感到无比荒诞。

水银

于是当年的李可灼,给明光宗朱常洛服下的,就是这么一颗成分极其复杂的红丸。

虽然红丸在当时的明朝宫廷内,被当成常用补药,可以说是宫廷秘方,但其主要用途并非用来治病,而是用来在某些特殊时刻,让皇帝能重振雄风,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,李可灼敬献的这颗红丸,并不是能救命的良药。

虽然第一颗,朱常洛确实感到病情好转,而且精神不错,为此大赞方从哲和李可灼:

“称‘忠臣’者再。”——《明史方从哲传》

接着《明史》又说:

顷之,中使传上体平善。——《明史方从哲传》

这句话大意就是,过了一会儿,有内官汇报方从哲,说皇帝服药后,身体“好转平善”

于是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,李可灼又敬献了一颗红丸。

日晡,可灼出,言复进一丸。——《明史方从哲传》

在古代代指“申时”,即下午三点至五点。)

朱常洛刚吃下去第二颗红丸没多久,方从哲便急忙询问内官,伺候皇帝的内官回答:

平善如前。”(和以前一样有所好转)。

从哲等问状,曰:“平善如前”。——《明史方从哲传》

但万万没想到,第二天,李可灼敬献的第二颗红丸,却直接要了朱常洛的命。

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,帝崩。——《明史方91Boss从哲传》

令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,第二天卯时,即早上五点以后,明光宗朱常洛毫无征兆的暴毙而亡。

《明史光宗纪》也对此事加以确认:

九月乙亥朔,崩于乾清宫,在位一月,年三十有九。

时值朱常洛登基刚满一月,因此朱常洛也被戏称为“一月天子”。

于此,便是本文所述的红丸案第二个阶段的全部过程。

由朱常洛宠幸八位美女,到他最后暴毙,仅短短几天时间,我个人梳理出的过程为:

1、先是郑贵妃进献美女,使出美人计,诱发朱常洛身体不适。

2、内官崔文升为治疗皇帝,开出泻药,给皇帝服下,结果病情加重。

3、内阁首辅方从哲,找来“鸿胪寺丞”李可灼,敬献第一颗红丸,皇帝服下,称身体好转。

4、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,李可灼再献一颗红丸,皇帝服下,称身体仍旧好转。

5、第三天凌晨五点以后,明光宗朱常洛突然暴毙,终年三十九岁。

以上便是整个红丸案的案发过程,但在案发之后,朱常洛的死因却因为各方势力的盘根交错,以及时局的异常复杂,而最终演变的扑所迷离。

然而在古代死了一个皇帝,这可是比任何凶杀案都还要严重百倍的天大案件,意义对于整个明朝来说,更非同小可。

于是便有了本文所述的第三个阶段:

红丸案之明光宗暴毙后,继位者明熹宗朱由校对此案的严加审查。

明熹宗为了找出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,先后追查,复查,审讯,以及不断翻案,整个过程因党争与牵连极深,竟长达数十年!

而且最重要的,是最终红丸案仍旧作为悬案,被记于史书。

这也就意味着,堂堂一国之君暴毙于朝野,竟在数十年之后都未能找出死亡的真实原因,不由的令人惊叹,透过红丸案也可看出明朝后期党争之激烈,势力之繁杂,当属历朝之最!

虽然是悬案,但并非没有疑点,且也有主要嫌疑人,经过我前文所述,主要嫌疑人有两位:

第一,崔文升。

第二,李可灼。

为何说是他两人,而不直接说郑贵妃呢?

因为郑贵妃虽然有杀人动机,但她并未“直接参与”到明光宗死亡的关键环节,即使她是幕后主使,但也没有直接证据。

所以我们就来说崔文升的嫌疑,首先指控崔文升的人,正是担任给事中的杨涟

早在朱常洛患病之初,杨涟便指控过崔文升的嫌疑,并上书弹劾:

《明史杨涟传》: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,请推问之。且曰:外廷流言,谓陛下兴居无节,侍御蛊惑。必文升籍口以掩其用药之奸,文升之党煽布,以预杜外廷之口。既损圣躬,又亏圣德,罪不容死。

这段话的大意为:皇帝初感不适,杨涟便上书弹劾崔文升用药出错,应追究他的责任,并说:“最近宫外传起流言,说皇帝房事无节制,整日沉迷美女,这种传言正是崔文升用来掩盖自己用药出错的借口,再经过崔文升党羽的煽动,现在人人都认为,皇帝是因为纵欲过度而病情加重,所以崔文升既损害了皇帝的身体健康,又在外损害了皇帝的声誉,罪大恶极,死不足惜。”

可见杨涟是将崔文升当做第一嫌疑人的,同时结合他曾经极力反对“郑贵妃请求明光宗封自己为皇太后”,就可知他的立场,是站在皇帝这一边,所以他表态认为崔文升故意用错药,实则是将真正主使的矛青岛港陆场站头指向郑贵妃。

杨涟

而且他还提到,崔文升和其党羽,在宫外广布流言,说明光宗纵欲过度才患病,实际上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用错药的罪行,而让人们都误以为,明光宗的死跟自己用药无关,反而是因为他自己沉迷美色。

包括时任御史的左光斗,也支持杨涟的这一观点,同时杨涟在明光宗驾崩前,被明光宗秘召觐见,在床前委任他为顾命大臣,辅佐他的长子朱由校,由此可见明光宗对杨涟的信任。

《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》:及入,帝温言久之,数目涟,语外廷毋信流言。遂逐文升,停封太后命。再召大臣皆及涟。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,誓以死报。

左光斗

而左光斗与杨涟一致认为,正是郑贵妃利用崔文升害死明光宗,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朝中重臣的一致意见,皆认为幕后主使是郑贵妃。

(认定郑贵妃是幕后主使的论据,还有之后发生的移宫案,因碍于篇幅,便不再展开叙述,望谅解,谢谢。)

大家请注意,我刚才说的杨涟弹劾崔文升,是在明光宗还活着的时候,也就是崔文升给明光宗乱用药,导致他腹泻的那天,杨涟指责崔文升,而明光宗非常信任杨涟,因此听取了杨涟的意见,将崔文升驱逐出宫,但当时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会死,当然搁谁谁也不会认为自己会死,所以并未对崔文升严加追责。

而后等到明光宗真死了,接着明熹宗朱由校即位,才开始真正对此案严加审查,这时的朝中大臣们仍旧认为,此案第一位最大嫌疑者,非崔文升莫属。

当朝御史三人:郑宗周,魏大中,吴甡(shn)的意见保持一致,共同认定崔文升的罪过,要高于后来敬献红丸的李可灼,因为是崔文升乱用药,才导致皇帝病危,如果没有这一步,李可灼自然也用不着敬献红丸。

魏大中,与杨涟,郑宗周等人并称“前六君子”

《明史崔文升》: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,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。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,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。

从侧面来说,也可看出当时的大臣们仍旧认为,“红丸”只是宫中常见的补药,而非毒药,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真正想致明光宗于死地的人,是被郑贵妃利用的崔文升。

同时崔文升害死“执掌御药房”的朝廷内官,跟李可灼最大的不同在于,李可灼是个管礼仪的官员,而崔文升可是正儿八经的医官,马配种他懂得用药,却故意使用大量泻药治疗明光宗,其用意正是为了要把明光宗的身体彻底摧毁,这是最终害死明光宗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导致后来明光宗暴毙的根源所在。

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一众大臣坚持认为,崔文升便是受郑贵妃指使,谋害光宗的第一从犯。

这个说法结合我上文所说,此御史三人着实是据事实说话,且逻辑清晰,论据充分,崔文升属于害死明光宗的元凶之一,也是我个人认可的观点,相信大家结合我前文所写,应该也会和我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。

明熹宗朱由校

但是明熹宗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之后,整个案件又是如何办理的呢?

结果却令人意想不到。

按理说,如果明熹宗也认可崔文升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元凶之一,那么肯定会判其死罪。

然而对于崔文升,最终却只是做出如下判罚:

《明史崔文升》:下廷议,可灼论戍,文升谪南京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,朝中经过商议,最终决定,李可灼发戌贵州,崔文升则贬谪南京。

是否看到这里,大家会感到非常魔幻?

这两人可是跟皇帝之死难逃关系之人,且其中一人崔文升还与直接害死皇帝有重大嫌疑,但是最后的处理结果,却是敬献红丸的李可灼被发配贵州,崔文升却只是被贬到南京。

暂且不说间接害死皇帝是死罪难逃,但最起码在朝廷大臣一致认为崔文升罪情更严重的基础上,应该罚他更重才是,结果反而罚了嫌疑更小的李可灼发配充军到贵州。

更魔幻的还在后头,等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后,既然颇为赏识崔文升的才干,而破格重用崔文升掌管漕运与河道,使其地位不降反增!

乃至到最后,崔文升都没有被判死罪,因为在明思宗朱由检继位,把魏忠贤干垮台后,崔文升也不过是被多打了一百大板,然后又罚到明孝陵扫地,直至终老。

《明史崔文升》:及忠贤用事,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。庄烈帝即位,召回。御史吴焕复劾之。疏甫上,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,声彻御座。帝大怒,并其党皆杖一百,充孝陵净军。

反观李可灼,却在明熹宗时,受到一次不同待遇。

首辅大学士方从哲,拟旨让李可灼以患病为由,从贵州回到朝中,甚至还要“”以金币。【赉(li),意为“赏赐”】

因为方从哲认为,皇帝在服下红丸后能好转,正是因为李可灼进献红丸,

于是明熹宗当政时的朝中大臣们,便又将矛头一致对准了方从哲,说他也参与了谋害明光宗,然而大家还记得我前文所说,方从哲是属于中立立场么?

但是他曾经接手前任首辅叶向高的班,这也就意味着,在朝中反对方从哲的“东林党”眼中看来,他是属于“内阁”派系的一员,甚至是内阁党派的领头人,所以诋毁他参与谋杀明光宗,实则是诋毁整个朝廷内阁,毕竟东林党和内阁之间一直斗争激烈,互相都不放过能扳倒彼此的机会。

相反,内阁成员也认为,整个红丸案就是东林党一手策划,并想借此来壮大势力,企图扳倒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内阁。

一直极力反对郑贵妃专政,乃至于反对明神宗“废长立幼”的东林党一众,当然就不认了,于是又引发了内阁和东林党两派之间更加激烈的矛盾,大家你来我往,互相指责,反对者说东林党联合方从哲与李可灼,用红丸害死了明光宗。

东林党则指责内阁成员,尤其是内阁首辅方从哲,更是郑贵妃的头号犬牙,与郑贵妃沆瀣一气,联手害死了明光宗。

整个明朝末年的党争之患,由此便完全突显。

因此整个事件最终为何会对崔文升与李可灼的判罚很轻,就可知其原因了:

正是由于葛平是哪里人,这两个人即使与杀害明光宗有难以洗脱的嫌疑,但他们身后都有各方势力在明争暗斗,说直白一些,就是都有靠山,而双方经过权衡利弊之后,都要力保这两人不被诛杀,因为不论哪一方被诛杀,就意味着明熹宗会追查到底,同时还要牵连起背后的势力,对于其背后势力来说,这是非常不利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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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明熹宗即位以后,被朋党之争深深困扰,明朝的党争之混乱,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激烈,尤其是明朝末年,怎一个乱字了得。

其透过二人的判罚,所映射出来的事件本质,正是明朝末年朋党间的意气之争与权势之争,朝廷内外,有意识的放过了主犯郑贵妃,而对罪行绝不亚于李可灼的崔文升从轻发落。

另一方面通过对李可灼的大批特批,从而对内阁首辅方从哲发起一通猛攻,将方从哲也捎带着当做元凶,其背后的真正目的,只有一个:

彻底搅浑整个朝野,从中谋取渔翁之利。

一方面,郑贵妃以及背后的郑氏族亲,还有牵连党派,欲借“红丸”之刀,杀首辅大学士方从哲,瓦解内阁势力。

另一方面,在内阁势力垮台以后,只剩下东林党能抗衡郑氏族亲,如此再通过手段,斩灭东林党的嚣张气焰,进一步壮大己方势力。

与此同时,一个关键人物的逐步掌权,也为这场千古悬案增添了更为炙热的大火,此人正是日后自称“九千岁”,以“阉党”闻名历史的大宦官:

魏忠贤。

此人正是在明熹宗时期一步步身居高位,而他用以拉拢派系,组建自身势力的关键,正是“红丸案”。

以“红丸案”之名,诋毁方从哲,顺势摧毁以江南士大夫为基础的东林党集团的权势,便能使魏忠贤本身的力量得以壮大,不然魏忠贤想要篡夺皇权,即使内阁势力被铲除,但由新生代东林党领衔的顾命大臣杨涟等人,就又成为了他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

《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》:自是,忠贤日谋杀涟。《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》:​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,无人臣礼,偕吏部侍郎陈于廷、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。

魏忠贤影视剧照

所以后续的案件发展结果,就非常明朗了。

既然魏忠贤重用崔文升,同时还命其执掌漕运与河道如此重大的职务,足以可见他和崔文升之间的关联之密切,而东林党可是对崔文升恨之入骨,因为在东林党眼中看来,崔文升罪大恶极,所以魏忠贤重用崔文升,不排除是在故意打击东林党的势力,同时也是在拉拢郑贵妃一族的势力。

毕竟按照我前文所说,如果崔文升是受郑贵妃指示而给明光宗乱用泻药,那么崔文升也是千隆问屈术郑贵妃的爪牙,魏忠贤为何要重用已被贬南京的崔文升,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魏忠贤影视剧照

这是向郑氏势力的示好,同时也是壮大己方的力量。

如此,整件红丸案便体现出明末年间的全部顽症,我个人总结有三:

其一,明末时期的党派之争,透过红丸案可见一斑。

无论是崔文升被从轻发落,只是贬到南京,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,还是一众大臣联合诋毁方从哲,乃至于魏忠贤借红丸一案壮大阉党,打击东林党,皆体现出了明末年间的党派混乱,各方势力错综复杂,乃至为了争权夺势而以小丢大,无人真正把一国之君的离奇暴毙当回事儿,反而核心利益俱是在为权势而意气用事,整天互相论战,乃至最终丢掉了国之根本,明朝灭亡与后期整个国家陷入式微,无休止的党派之争实为最大原因。

其二,明朝皇帝对“红丸”的过度迷信,以及对美色的过度贪恋。

对于红丸此等“长生不老药”,以及整日沉迷美色,也是导致明光宗身体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,美色固然人人都爱,但被美女“噉”尽人亡的例子,古代皇帝可谓层出不穷,而明光宗的死亡,虽说也是争权夺势所惹下的祸端,但有一部分原因,也正是由于他自身的不克制,若律己自好,自然也不会让郑贵妃用敬献美女的美人计得逞,亦此为明光宗自身大误。

其三,明朝末年的腐败,对权力的过度追求。

皇权的日渐软弱,话语权的丢失,都随着朋党之争而愈发凸显,与此同时应运而生的腐败问题,也为明朝本就不断衰弱的国运火上浇油,尤其是郑贵妃等人所牵连的郑氏族亲,及与之牵连的各方势力,他们被利益熏心,为得到权力,不惜谋害新君,却引发出一连串的悲剧,其中或间接被诬陷被弹劾,乃至丢掉性命者更是不计其数,最终更影响整个明朝的国运,乃至于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的深渊。

若无腐败,无对权力的过度追求,自然从头到尾也不会有这些惨痛的历史发生。

诚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相同的悲剧也在历史中不断上演,同时也为今人敲响了警钟,或许,这也是历史真正的魅力所在,使后人不断从细枝末节中寻求事物本来的真相,从而总结前人的教训,为后世更加美好的未来所用。

愿世界和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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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

《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》:未几,郑贵妃生子常洵,有宠。储位久不万举油温机定,廷臣交章固请,皆不听。二十九年十月,乃立为皇太子。

《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》: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,蓟州男子张简沫顾少辰免费阅读差持梃入慈庆宫,事复连贵妃内珰。太子请以属吏。狱具,戮差于市,毙内珰二人于禁中。自是遂有“梃击”之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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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榷》:进侍姬八人,上疾始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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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罪惟录》:及登极,贵妃进美女侍帝。未十日,帝患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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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方从哲传》: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,噉帝。

《twinklight明史方从哲传》:“称‘忠臣’者再。”顷之,中使传上体平善。日晡,可灼出,言复进一丸。从哲等问状,曰:“平善如前”。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,帝崩。

《明史方从哲传》:越二日,召从哲及尚书周嘉谟、李汝华、黄嘉善、黄克缵等受顾命。又二日,乃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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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季北略卷一红丸一案》: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,言帝疾揾啖食法宜清补,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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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职官志三》:鸿胪掌朝会、宾客、吉凶仪礼之事。《五杂俎卷十一》:医家有取红铅之法,择十三四岁童女,美丽端正者,一切病患残疾、声雄发粗及实女(即:石女)无经者俱不用,谨护起居,候其天癸(即月经)将至,以罗帛盛之,或以金银为器,入磁盆内,澄如朱砂色,用乌梅水及井水、河水搅成七度,晒干,合乳粉、辰砂、乳香、秋石等药为末,或用鸡子抱,或用火炼,名“红铅丸”,专治五劳、七伤、虚、羸弱诸症。又有炼秋石法,用童男女小便,熬炼如雪,当盐服之,能滋肾降火,消痰明目,然亦劳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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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光宗纪》:九月乙亥朔,崩于乾清宫,在位一月,年三十有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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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杨涟传》: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,请推问之。且曰:外廷流言,谓陛下兴居无节,侍御蛊惑。必文升籍口以掩其用药之奸,文升之党煽布,以预杜外廷之口。既损圣躬,又亏圣德,罪不容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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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崔文升》: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,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。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,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。

《明史崔文升》:下廷议,可灼论戍,文升谪南京。

《明史崔文升》:及忠贤用事,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。庄烈帝即位,召回。御史吴焕复劾之。疏甫上,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神级升级系统铁钟,西丰万佛寺,火山湖怪兽号哭,声彻御座。帝大怒,并喙尾琵琶甲其党皆杖一百,充孝陵净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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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》:自是,忠贤日谋杀涟。​至十月,吏部尚书赵南星既逐,廷推代者,涟注籍不与。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,无人臣礼,偕吏部侍郎陈于廷、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。

《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》:及入,帝温言久之,数目涟,语外廷毋信流言。遂逐文升,停封太后命。再召大臣皆及涟。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,誓以死报。